392.「许多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利用实际数据，研究了消费者需求与价格、收入和其他相关数据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宽泛的概念（比如，替代、互补和收入效应）与数据较为吻合，但更加精细的假设（尤其是认定消费者对其自身利益能够做出完美的理性计算的假设）并不能得到充分验证。」
书籍名称：《微观经济学》
基础信息：[印度]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 2021 / 译林出版社
豆瓣评分：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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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时间：2024-07-15 17: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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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标签：牛津通识读本,微信读书,#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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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
【滴】《牛津通识读本：微观经济学（中文版）》
阿维纳什·迪克西特
16个笔记
◆ 第二章 消费者
许多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利用实际数据，研究了消费者需求与价格、收入和其他相关数据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宽泛的概念（比如，替代、互补和收入效应）与数据较为吻合，但更加精细的假设（尤其是认定消费者对其自身利益能够做出完美的理性计算的假设）并不能得到充分验证。
经济学家总喜欢在多种替代方案之间进行比较，这种做法让他们成为好几个笑话的取笑对象。其中最古老的一则内容如下：两位经济学家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次见面，很想了解对方的最新动态。其中一人问：“你妻子怎么样？”对方回答：“和谁相比？”
心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始终认为，这一假设缺乏说服力。长期以来，标准的经济学观点认为，理性选择方法的确有效：在合理的时间跨度内，它对于消费者的总体市场行为给出了很好的解释，并且可以认为，消费者似乎真的是在理性行事。但是，有大量不同来源的证据表明，偏离传统理性（不管是实际的还是假设的）的情况越来越多。相关证据包括：实验室内进行的测试、现场观察，以及决策过程中大脑活动的影像分析。很多时候，这样的偏离会影响交易和市场运作的结果。因此，主流经济学已经接受并吸纳许多批评意见。新的观点通常被称为“行为经济学”，它补充了传统理论，并在某些情况下对其进行修订和替换。
最终共识尚未达成，但最受认可的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提出并倡导的一套理论。鉴于他的卓越贡献，卡内曼和其他人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发现，大脑有两个用来做决定的系统，他分别称之为系统I和系统II，以避免偏见。系统I反应快速，依赖本能，并使用试探模式（基于试错的自动决策规则），而不是针对不同情况分别进行显性计算。系统II反应较慢，并且进行显性计算，更接近于传统经济学提出的设想。系统I有明显的优点。它在日常决策中节省了计算成本和时间；在紧急情况下同样如此，比如摆脱捕食者。因此，系统I可能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它也可能在冲动的决定中发挥作用。这些系统并非互不联系的独立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和计算对系统I的试探模式做了修改，并且在遇到重复情况时使用系统II，生成新的试探模式，然后将其变成系统I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在框架、当下的无耐心和意志力有限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推动”大众采取符合自身系统II的利益的行动。比如，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制定谨慎的储蓄计划。比如，许多人发现，要评估多个储蓄计划并做出选择，需要完成大量的脑力计算。也可能会受到当下的无耐心影响，最终没能做出任何选择。不妨预先制定一些基本方案或默认选择（而不是没有任何计划），这有助于克服计算成本问题。让人们预先提交储蓄计划，留到将来需要时执行，这有助于克服他们当下的无耐心。实验表明，比起教育人们重视储蓄或者为储蓄行为提供补贴，上述措施更加有效。另外，框架和推动的做法在促使人们选择有利于环保的行为方面同样有效。如果环保行为成为默认选择，一些消费者会一直坚持下去。损失规避意味着，相对于某个参照点，损失造成的影响大于同等金额带来的收益，这同样会影响消费者的选择。相比其他选择，环保行为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默认选择是非环保行为，那么做出环保选择意味着接受损失，而消费者通常希望规避损失。如果默认选择是环保行为，尽管改成非环保行为将带来同等金额的收益，但是消费者不太可能接受这种改变。
因此，行为经济学能帮助政策制定者巧妙设计默认选项以改变消费者行为。这是一种温和的家长式统治：它帮助消费者克服短期诱惑（或者说，来自系统I的诱惑），从而符合他们经过计算的最佳长期利益（或者说，符合系统II的利益）。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滥用的可能性——国家可能使用相同的方法侵犯个人自由，这一点十分危险。在涉及公共政策时，公民必须对政策制定者始终保持警惕。
◆ 第三章 生产者
信用卡发行机构有三类潜在的客户。从它们的角度来看，可能违约的人是最糟糕的客户，但是每月付清全部账款的人几乎同样糟糕。只有使用循环余额并支付大量利息的人才是最好的客户。发行机构采用了一个聪明的策略以有选择地吸引这些有利可图的客户：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客户可以从另一张信用卡转移余额，只需支付非常低的利息。很显然，这对于那些已经在其他地方用完余额并正在支付更高利息的人很有吸引力。
◆ 第四章 市场
据说，托马斯·卡莱尔曾经说过，“教一只鹦鹉学会说供给与需求，你就有了一个经济学家”。正如很多类似的滑稽说法一样，它恰恰抓住了一整套复杂而美好机制的起点，但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起点。尽管经济学已经变得更依赖数学，但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简明图示仍然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进行思考的基本工具。这一做法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 第五章 市场失灵与政策失灵
垄断和寡头垄断给整个经济体造成多少效率损失？研究者估算的数据相差很大，有人认为效率损失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也有人认为比例高达7%。在反垄断法实施不那么严格的国家，这一比例可能更高。就算是1%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已经相当可观：在美国，这一数字约等于每年1500亿美元，即每个美国公民要承担500美元。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这大致等于1947年至2006年间经济衰退的平均水平，2007年至2009年的大衰退导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大约5%。但是，垄断造成的损失每年都会发生，而衰退则有所不同，每隔四五年才会出现一两年的衰退。因此，垄断造成的效率低下是一个严重问题，其规模不亚于宏观经济衰退。有效的反垄断政策也同样重要，但正如之前所言，政治进程可能会被现有的和未来的垄断者所控制。
考虑基于政府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与价格类似的激励措施，即税收或补贴。这类政策被称为“庇古税”，因为20世纪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率先提出这类分析。碳排放税促使企业采用清洁技术；对太阳能或风能发电提供补贴，同样会促使电力公司采用这些方法。
综上所述，无论是科斯式的基于市场的方法还是庇古式的基于政府的方法，都有各自的问题。幸运的是，两类问题各不相同。科斯式的方法在小规模的关系稳定的群体中效果更好。如果可以使用匿名统计信息，庇古式的方法在大规模的群体中效果更好。即便如此，如果政府的政策具有市场化的特点，比如拍卖排放配额，而不是通过官僚程序直接授予，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在某些情况下，两种方法混合之后，或许能达到最佳效果。比如，规定拍卖配额，但同时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改变这些市场的均衡以保持效率。即使这两种方法联合起来也不能完美地解决所有的外部性，但没有东西是完美的，我们必须接受缺点最少的解决方案。
有一个例子能让你记住这两种方法的相对优势。这个例子用在这里可能不太妥当，我要为此道歉，但正因为如此，它才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提高自己的性爱技巧，你的伴侣会得到更多乐趣。如何处理这种外部性？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夫妻可以通过私人协议实现科斯的最优解。但是在某些性行为混乱的社会中，政府可以为“婚姻技艺”教育提供类似庇古税的专项补贴，从而实现更好的结果。
好话谁都会说；雇主希望你“拿出证据来”。你提供了你的教育成就作为信号，证明你拥有雇主想要的品质。信号的成本是昂贵的：你必须花费时间和努力，抵制诱惑，才能得到信号。但更重要的是：一些人缺乏你的信号所展示的品质，对他们来说，信号的成本非常昂贵，因为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还要放弃各种校园聚会。这种成本差异意味着，当你拥有了雇主需要的品质，你可以负担信号的成本，而缺少这些品质的人却不能。正是这样的差异把你和任何想要模仿或伪装的人区分开来，并且使雇主相信你对自身品质的断言。
因此，信号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要付出成本。谁付出这个成本取决于具体情况。在教育的例子中，那些缺少定量分析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人想要得到高薪工作（至少一年左右，直到他们被发现并淘汰），他们就得模仿真正的专业人士的行为，除非某些行为实在难以模仿。
保险公司当然认为这种行为不道德。保险业为此创造了“道德风险”一词。它现在已成为标准的经济用法，指在特定的交易环境中，一方的行为对于另一方来说无法观察，或者对于可能被要求执行合同的第三方来说无法证明。
在西方分权制民主国家，游说和寻租活动最为明显。这可能会让一些读者认为，集权体制能够更好地提高经济效率。这种想法也符合一种倾向，即认为集权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它们更容易做出决断。比如，许多评论者注意到，印度的分权式民主进程减缓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而中国凭借其高效的征地制度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一些国家的集权体制也有其自身的内部政治和只惠及一些特殊群体的低效政策，通常是掌权者和他们的亲属，或者他们的民族同胞或地区民众。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假设你确信迅速做出决断是好事，并希望你的国家能拥有一个集权体制，那就需要确保他或她最终会成为下一个李光耀（新加坡前总理，带领该国走向繁荣），而不是下一个蒙博托·塞塞·塞科（刚果前总统，导致该国陷入贫困）。
◆ 第七章 什么才是有效的？
垄断影响决策的一个极端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规划和公共住房。受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和其他人的影响，政府设计并建造了像巴西利亚这样被荒漠包围的都市，还有像圣路易斯市普鲁伊特—艾戈项目那样糟糕的住宅区。如果城市住房的供给方是彼此竞争的私人建筑商，其中一些人很快就会注意到这些项目的缺陷，并提出替代方案。然而，政府坚持它们的计划。更糟糕的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制造恐怖氛围，污蔑许多人有叛国嫌疑，并禁止他们谋求政府职位，许多人（虽然并非全部）甚至无法在私营企业工作。作为20世纪最顶尖的五位经济学家之一，保罗·萨缪尔森在一篇文章中（该文于198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学家》杂志）描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我从麦卡锡事件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一位雇主的社会非常危险。当你被政府辞退时，市场上还有数以万计的匿名雇主等着你，这会带给你巨大的安全感。这就是我近来提出的观点，我倡导的并非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而是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中，竞争性市场或类似制度会生成有关稀缺性的信息，并创造激励措施，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来缓解稀缺性。反垄断政策始终保持市场的竞争性，同时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有助于克服外部性的效率低下。政治竞争作为一种纠正机制，用于制约权力滥用，纠正严重的判断错误。因此，我认为混合经济是组织微观经济活动的最佳方式。
【2024年7月15日 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