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2.「测量即以具有意义的方式（如以量尺）对事物的特定属性（如身高）符应地赋予数字的过程，而所谓测度指的则是，针对某一概念，通过某种算术程序，由各式各样之数量所建构出来的“构造”（如智商指数）。Berka也指出，经济学家在测量所谓期望效益值（expected utility）时，其值是没有单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纵然有一定的信心假设期望效益值具有等距尺度的标准，我们还是很难视之为具计量性的尺度，因为没有单位即意味着其内涵的实质意义难以充分确定。Kaplan即把此一量化迷思的历史根源点拨出来了，他告诉我们：19世纪以来，数字被看成具有内在的科学价值（intrinsic scientif ic value），而这样的“科学”迷思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Kaplan, 1964:172）。」
书籍名称：《实证的迷思》
基础信息：叶启政 / 2018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豆瓣评分：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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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时间：2024-02-22 15: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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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
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
叶启政
◆ 第二节 “数学化”现象的历史—文化意涵
在将近一百年前，英国哲学家Whitehead在其《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中就曾经指出，西方的物理科学所以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成绩，乃得力于运用数学形式来表现物理现象，使得物理学通过“数学化”有机会具备严谨的科学形式（Whitehead, 1925）。不过，Husserl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西方的科学危机即源于数学化，因为它忽略了科学之更为深层的社会本质乃在于心理学（实则为现象学）（Husserl, 1970）。在此姑且不论物理科学的数学化到底是功抑或是过，也不细问其深层的社会本质为何的哲学性问题，从17世纪开始，物理学与数学开始紧密结合，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科学的表现所以成为今天的样子，运用数学的无疑是最为明显、关键的历史因素。
法国的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至今我们仍然称解析几何里的直角坐标为笛卡尔坐标（Cartesian coordinates）呢！就数学本身而言，解析几何的出现使得过去各自独立而行的几何学与代数得以结合起来，并且让二者可以相互表呈辉映，也开拓了运用数学来表现现象的视野。更重要的是，诚如Kline所指出的，以坐标来表现图形之解析几何的出现使得量化知识得以可能出现在物理学里。这有两个相关的理由：其一，物理现象基本上是几何（图形）的；其二，解析几何使得代数可以与传统的核心数学知识——几何学相互联结起来。于是，从1600年以后，代数作为一种数学的表现形式逐渐取代了古希腊时期以来所偏重的几何学，成为主导数学发展的一般趋势（Kline, 1972:322-323）。
来自牛顿物理学之18世纪以后的西方科学，基本上，把整个宇宙当成是完全封闭的体系，一切乃按照特定的内在理路“完美”地运作，因此，所有的事件事实上都内涵在最开始的瞬间之中。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线性序列的（单因单果）因果链来理解并建构世界的图像，而最后必然归诸于“同一个”点上面（或许，这就是牛顿心目中之“上帝”的旨意吧）。但是，实际上，一个事件可能是由许多的原因共同造成的，而一个原因也可以带来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实在无法以“单因单果”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参看Whittaker, 1948；引自McLuhan, 2008:351-352）。尤其，世界始终并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着的，不断会有新的不同因素干扰，也会有崭新的创造物出现，以至于任何的因果链都会分岔，难以一以贯之。这体现在人的社会世界尤其明显，也尤其纠结。
就实际历史内容而言，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在欧洲成形的现代性，简单说，是意图脱离教会神圣体的导控，进而在肯定人具有理性的前提下，以人自身作为从事认知与行动的决定主体，一般称呼这样的理性化进程为世俗化（secularization），而科学技术化可以说即是成就如此之世俗化最重要且具体的一环，成为建构知识的核心决定座架。以最简扼但具体的语言来说，经由科学技术化建构的知识乃意指，科学概念的形塑和理论的营造，在在仰赖某种可资运用肉眼观察的仪器、技术或程序作为中介体来予以精心设计、操纵并圆成。显然，根据前面引述之McLuhan的论述，这种思维活动基本上即是一种抽象化的过程，更是奠定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历史基础，而这体现在自然科学的操作之中更是明显，成为界定“科学”之最具代表性的认知典范。
在科学技术化导引下的实证主义崇尚形式逻辑，并且讲究所谓的研究方法，其中，实验法即被视为最具正当性的典型方法，于是，逻辑与科学方法成为“理性”的同义词，是证成理性之绝对且唯一的“客体化”保单，也是自我确定得以保证的绝对依据。连带的，存在本身即是表征性的（representedness），只有可以表呈的才是真实。如此一来，真理说穿了只不过是对用来建构“肯确”之过程、程序、工具、概念等等的自身的一种内在负责而已——倘若名之为一种“自渎”的肯定，似乎是不为过的。更具体地来看，顺着上面提及之视“自然”为一种具数学机制的体系作为立论的基础，（科学）真理更必然是数学性的，而“数学的”则意味着量化与测量是不可批驳也不可否认的。单就技术面向来说，测量遂与“科学的”（因而，“真理的”、“客观的”）捆绑在一起，成为连体儿。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客体化”的逻辑以及科学方法和程序进而被“对象化”，倒反过来支配着人自身，以作为保证获得“真理”的最佳护身符。结果，所谓的“人”成为“逻辑与方法至上”之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实验品，人的主体能动性被“社会化”，甚至以近乎完全“社会化”的方式来不断地予以亵渎，以至于人的主体能动性实际上是遭受着压抑的。对此，Cassirer称为方法决定论（methodological determinism）（Cassirer,1923），而Bourdieu则称之为技术或认识论体制化的视域（technocratic or epistemocratic vision）（Bourdieu, 1988）。
◆ 第三节 量化、测量与数学模式
第一章中，我曾经提及早期美国社会学家Giddings把Comte所提之知识发展的三阶段：神学的（theological）、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与实证的（positive），分别改为冥思的（speculative）、观察的（observational）与计量的（metrical），借此来确立量化的地位。同时，配合上述的三个阶段，Giddings也因深受英国统计学家Pearson的影响而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的方法都需要经过三个阶段：臆测（包括归纳[induction]）（guesswork）、演绎（deduction）与肯证（verification）（引自Turner, 2007:14）。
◆ 第四节 测量的古典理论
以最简单的语言来说，测量（measurement）即以具有意义的方式（如以量尺）对事物（objects）的特定属性（attribute）（如身高）符应地（correspondently）赋予数字（number）的过程，而所谓测度（measure）指的则是，针对某一概念，通过某种算术程序，由各式各样之数量所建构出来的“构造”（construct）（如智商指数）。
易言之，测量是对事物的特定属性符应地赋予数字之具一般性的操作程序，但是测度的程序则不然，它涉及的不是属性概念与测量工具之间单纯的一与一对应的问题，而是通过特定的算术操作过程对属性概念予以复杂操作的问题。
◆ 第五节 S. S. Stevens的测量表征论
Stevens于1946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测量尺度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scales of measurement）一文，对测量进行尺度（scale）的分类。他把尺度分成四类：名目的（nominal）、等级的（ordinal）、等距的（interval）、等比的（ratio），而这立即成为流行于量化之心理与社会学界的经典论述，也挑战了Campbell上述的定义（同时参看Stevens, 1958, 1964, 1968, 1975）。
当Lord对球员的球衣号码取平均值时，球衣号码的意涵已从名目尺度变为等距尺度（或至少是等级尺度）了，当然可以进行相加以求取平均值的，因为，这意涵着，可能由于某种现实的原因，球队教练总是把数值较少的数字留给新进之低年级的球员。易言之，量度性质的赋予因问题的不同而改变，不是量度本身的“统计”关联内涵改变。
◆ 第六节 从基础/衍生测量之两分看社会测量的基本问题
当测量所施及的概念本身与实际运用的量具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时候，即是基础测量。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我们对“智力”（intelligence）有文字性的定义（如人类天生具有的认知能力），但是，此一文字定义无法提供我们更多的信息，于是，心理学家以一般所期待与认定的“智力”意义内涵为本予以分类（如以为智力应当包括诸如空间关系的辨识、数学演绎推理、文字意涵的理解等等面向），并进而以量表的测量方式来进行（并确保具有）符应性的表现（即所谓的“智力测验”）。无疑，这样的测量所展现的是，“智力”这一概念的意义内涵本身与实际施测的量具以及用以代表此一概念的实际操作之间，原则上是相互独立的。对此，尽管测量学家们费尽心思地发展出诸多检定所谓“效度”（validity）的技术，希望以“客观”的方式来确立并保证概念与量具之间有着令人满意的符应关系，但是，归根结底，这涉及的始终是在实际经验感知上人们共同承认和允诺的程度问题，乃属有关主观共识的判定问题。
Berka也指出，经济学家在测量所谓期望效益值（expected utility）时，其值是没有单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纵然有一定的信心假设期望效益值具有等距尺度的标准，我们还是很难视之为具计量性的尺度，因为没有单位即意味着其内涵的实质意义难以充分确定。
Kaplan即把此一量化迷思的历史根源点拨出来了，他告诉我们：19世纪以来，数字被看成具有内在的科学价值（intrinsic scientif ic value），而这样的“科学”迷思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Kaplan, 1964:172）。
◆ 第七节 等级性的计量与“单位”问题的克服——Coombs的伟大企划
Coombs所特别强调，且认为最适用于心理（乃至社会）现象的排序性计量尺度（ordered metric scale）。
依我个人的意见，Coombs所以特别创制出排序性计量尺度，并认为它最适用于心理（乃至社会）现象，可以说是一种意图同时兼顾理想与现实的作为。就测量的角度来说，物理性的测量着实帮助了物理学实现和缔造“科学”王国的美号，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操作方式于是乎成为所有梦想成为“科学家”的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竞相效法的典范。看来，Coombs作为一个崇尚量化的心理学家自然是不例外的，总是希望心理量度尺度能够达到“等距尺度”的水平，这是一种理想的期待。然而，Coombs是诚实的，他知道，就心理现象可能衍展之测量尺度的现实极限不是这样的。以保守的态度来估量，它只能达到等级尺度的层次。在现实与理想有着这样极其无奈的落差的状况下，Coombs似乎不愿意让成为如物理学家一般之“科学家”的美梦轻易地因忠于“诚实”的美德而被完全粉碎掉。于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最可以承担的解决方式，排序性计量尺度所反映的无疑正是这个平衡点。它让心理学至少可以以半身的姿态勉强挤进“科学家”之林，与物理学家坐在一起高谈神圣的“科学”之学。测量体系的分类（修改自Coombs,1983:42）
基本上，由高、中与低的等级设定所得到之有关诱因与行为成功概率两个变项交叉得来的联合量度，依然只具等级尺度的程度，严格来说，难以以倍数的概念来形容，情形依旧如智商值（如IQ50与100）一般，是难以使用倍数来比较的。
◆ 第八节 以两个数学化的模式作为例子来检视数学化的困局
事实上，从过去半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学中所谓“数理社会学”的发展情况来看，以上述这两类的方式来运用数学的，可以说是居绝大多数。这可以从本文一开始所提到自1969年以来美国社会学学会所支持的《社会学方法论》（Sociological Methodology）以及创刊于1971年之《数理社会学刊》（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这两种具代表性之期刊的所有文章的性质看出来。倒是第二类中“以数学形式来表现人的行为与社会现象”此一次类型的数学化，虽说并非绝无仅有，但却相对地是少数。以我人的意见，情形所以是如此，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应当是在于，把这样的数学化操作运用到人的行为与社会现象遭遇到的根本困境特别多，也特别明显。如此一来，社会学家一味地向以如此方式成功地予以数学化的物理学靠近学习，似乎是不可行的。说来，这是社会学（与心理学）追求“数学化”所遭遇到的最大挫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