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4.「1918年席卷全球的两波流感以及1919年的第三波流感是继鼠疫之后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病。过去也曾经有流感流行——最近也最严重的一次在1889—1892年间，但没有一次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感的严重程度相比。这次流感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现在我们对战胜流感的困难已经有了充分了解，病毒学家和卫生官员不像1918年大流感时一样过度自信，因此流感很难再唤起人们的关注。对许多人来说，流感和普通感冒没有区别。1976年的猪流感和2009年的H1N1型流感都远远没有达到公共卫生官员所预测的严重程度。这都使得人们对严重疫情的担忧产生了松懈。人们不应该如此。」3.167d/b
书籍名称：《大流行病》
基础信息：[美]克里斯蒂安·麦克米伦 / 2022 / 译林出版社
豆瓣评分：8.4/10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902202/
读完时间：2023-01-19 08:24:28
我的评分：4.0/5.0
我的标签：微信读书,#2023,牛津通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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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笔记：
牛津通识读本：大流行病（中文版）
克里斯蒂安•W.麦克米伦
◆ 第一章 鼠疫
现在我们知道它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由带病的跳蚤——跳蚤在动物宿主死亡后会寻找人类宿主——叮咬传播的疾病。“鼠疫”一词诞生于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发生的已知首次大流行病期间。它通常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以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名字命名。
公元542年在君士坦丁堡，鼠疫一天就夺去了一万人的生命。
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以查士丁尼鼠疫为开端，欧洲部分地区和近东遭受了十多次鼠疫的袭击。8世纪末鼠疫消失了，可能是因为所有人或老鼠都获得了免疫力。
短期来看，鼠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最新估计约有60%的欧洲人丧生。之后一个世纪人口仍然稀少，造成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并伴随着通货膨胀以及更多土地被开垦用以耕种的现象。人口减少短期内改变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某些方面，英国对此有完好的记录。1349年，因为劳动力短缺，恩沙姆修道院的院长和庄主不得不重新与租户签订了对租户更有利的劳资协议。1351年，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庄园里的农奴被免除了许多义务。在柴郡的德雷克洛皇家庄园，根据会计官约翰·德·沃德尔的记载，“由于疫情的影响”，房租减少了三分之一，“租户们威胁说不减租他们就离开（如此一来房屋将被空置），减租要一直持续到状况好转和房屋价值回升”。工资上涨了，但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劳动力短缺带来需求的上涨，同样意味着商品短缺。人们要求更低的租金和更高的工资。为了应对这种局面，1349年议会通过了《劳工条例》，1351年又通过了《劳工法令》，设定工资上限，强制人们工作，而违反者将受到惩罚。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迅速采取措施来打击任何试图从中获利之人。
如此大规模的疫情在文学、艺术和宗教上都留下了印记。鼠疫之后，有些地方的人们表现出极度的虔诚，而另一些地方爆发了对宗教约束的反抗。
黑死病暴发几十年和几百年后，医生有了经验，死亡率有所下降，政府也在疫病的控制中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在许多地方，疫病规律性地暴发，使得人们慢慢适应了疫病的存在。1500—1665年伦敦暴发了17次鼠疫。1500—1720年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法国每年都暴发鼠疫。埃及每8～9年就会经历一次鼠疫；从黑死病暴发到1517年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暴发了18次大规模的鼠疫。
假如说第二波鼠疫暴发的时间可以精确到1347年和黑死病的到来，疫病消失的时间却无法精确到哪一年。它逐渐式微，从一个个国家消失不见，再也无法卷土重来。英国最后一次鼠疫暴发于1665—1666年间，夺去了八万伦敦居民的性命。半个世纪后，在马赛出现了西欧最后一次鼠疫。50年后莫斯科出现了欧洲最后一波疫情。整个18世纪埃及不断遭受鼠疫的袭击，1791年大流行期间，开罗30万人中有20%丧生。奥斯曼帝国直到19世纪仍在遭受瘟疫袭击。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鼠疫对宗教信仰、疾病的传播理论、人口和经济都产生了影响；它促进了首个国家资助的公共卫生措施的问世。接着鼠疫就消失了。从早期现代世界范围来看，鼠疫似乎是渐渐消失的——毕竟伦敦和莫斯科的最后一次疫病隔了一百多年。不过从局部或者国家范围来看，疫病似乎是突然消失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老鼠产生了免疫力，阻断了鼠疫的传播，也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老鼠种类变了。
1890年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华南暴发。疫病沿着珠江播散到广东，随后抵达南方最大的贸易城市——广州。之后又传播到邻近的香港以及更远的地区。1890年代疫病扩散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海港城市。开普敦、悉尼、火奴鲁鲁和旧金山都暴发了鼠疫。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未能幸免。在葡萄牙的波尔图，海上检疫措施让经济活动陷入了停滞。虽然这些城市的死亡率并不高，人们却陷入了极度恐慌当中——八万人逃离香港；在开普敦和悉尼，隔离成为对非洲黑人和华人施行种族政策的手段；旧金山和火奴鲁鲁对华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疫病肆虐于印度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造成近1200万人死亡。1914年塞内加尔遭到了鼠疫第三次袭击，之后30年里疫病动摇了法国在这片殖民地上的统治地位。1910年中国东北境内暴发了一种致命的肺鼠疫。
商业、人口迁移和传染性疾病的关联——以及设法实现国际合作来对抗疫病的必要性——在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关联性在鼠疫卷土重来和1918年大流感席卷全球期间变得更为明显。
鼠疫杆菌的发现以一种有些突然的方式从本质上改变了人们对鼠疫的认知。1890年鼠疫暴发，1894年科学家在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杆菌，因此鼠疫现在成了一种可知的明确的疾病，尽管仍有些令人触摸不着；而自6世纪以来造成生灵涂炭的鼠疫，过去在人们眼中一直是虚无缥缈、神秘莫测的。
1990年代印度和21世纪早期马达加斯加鼠疫的暴发提醒人们，这种古老而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仍未远去。不过它再也没有达到全球流行的程度。
◆ 第二章 天花
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天花前，它作为一种规模性流行病和大流行病，已经肆虐了近千年的时间，甚至可能更久。来自埃及木乃伊身上的证据有趣但不具有确定性；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发端于公元前430年令人难忘的雅典鼠疫可能是天花。数亿人因此病而丧生。
1796年，爱德华·詹纳用少量牛痘代替人痘给一个英国小男孩接种来预防天花，这标志着消灭天花的曙光的出现。
不过在英国国内，对病因——环境、传染或瘴气导致——的争论，对政府强迫接种侵犯了公民身体的强烈不满，加上认为天花的重要性已经降低的观念，使得人们对强制免疫产生了激烈甚至暴力的反抗。1885年《接种法案》中的许多条款在1898年和1907年都被推翻。
1971年美国公共卫生部建议取消常规接种，相比天花本身，当时有更多孩子——每年6～8个死于疫苗相关并发症。
天花是唯一被人类根除的传染性疾病。
从任何方面来看——资金、物流、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障碍、人道主义影响——消灭天花都是伟大的成就。
天花是传染性疾病中唯一理想的消灭对象。1940年代人们发明了冻干疫苗，这意味着理论上给热带地区居民接种这一难题已经被攻克。明显的脓疱使得天花很容易被辨认出来。1970年代早期，世卫组织的根除天花项目率先使用了隔离和疫病监测措施，这些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阻止了疫病传播。天花再没有动物宿主。不像由蚊子传播的疟疾，根除天花不需要考虑传播媒介，也不需要大规模的环境治理。
活体天花病毒现在只存在于机密实验室中，在冷战期间它被美国和前苏联藏匿了起来。但在2014年6月，人们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废弃仓库里发现了两瓶被遗忘数十年的活体天花病毒DNA。这一发现让人们短暂地回想起了天花这种曾令人畏惧的烈性传染病。
◆ 第三章 疟疾
疟疾起源于非洲，是由疟原虫属（Plasmodium）的寄生性原生动物引起的
生活在500万年前的人类祖先可能就得过疟疾。但由于疟原虫的生命周期很复杂，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使大量蚊子和人类宿主同时存在才能形成流行。而且因为宿主常因为感染而死，疟原虫无法在体内长期存活——它和结核杆菌不同，后者感染人体后能终身潜伏——疟疾需要源源不断的新宿主。人口稠密是它传播的必要条件，而在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人类开始砍伐非洲中部的森林用于农业种植后，人口才慢慢开始变得密集。另外还需要数量庞大的蚊子。蚊子需要特定的生长环境：农民砍伐植被，清理吸水性良好的土地，由此形成了适合蚊子繁殖的水洼。
奎宁的预防效果有限，但它的治疗作用弥补了这一不足。它可以缓解症状，不过供应可能不稳定，而且大规模使用起来成本高昂；奎宁很难吃，人们不容易接受。另外，奎宁不能阻止疟疾的传播，也就是说感染疟原虫的病人可以用奎宁减轻症状，但是他们还会传播疾病。
控制疟疾的乐观情绪空前高涨，世卫组织决心根除疟疾。就像疟疾成为热带疾病的代表一样，它也成了充斥着自大和过分乐观情绪的时代的象征。大量医学成就的取得特别是抗生素和DDT的发明，让人们开始畅想消灭某些疾病的时代已经来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染病专家T.艾丹·科伯恩1961年在《科学》杂志中写道：“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传染性疾病。”
首先，到1969年56种蚊子已经对DDT产生了耐药性；其次，由于不负责任地大规模用药，耐药蚊子引发的疟疾对奎宁也有了抗性。
消灭疟疾项目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参与项目的国家中有39%消灭了疟疾，部分加勒比海地区和东欧国家不再有疟疾的身影。尽管如此，当1969年世卫组织意识到消灭疟疾活动并未起效时，仍然终止了这个项目。过度关注单一的技术性解决方案而忽视了疟疾的政治经济因素；人们对DDT的安全性越来越担忧，特别是在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出版后；杀虫药和治疗疟疾药物的耐药性问题；资金来源不稳定：这些都导致了这一项目的失败。
控制疟疾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耐药性。从抗疟药和杀虫剂问世之初就存在耐药性的困扰，人们的忽视和对其他更紧迫的问题的关注使得这一问题越发严重。如今，一直以来最有效的抗疟药青蒿素的效果日益减退。21世纪初，柬埔寨出现了对青蒿素耐药的疟疾；2015年早些时候，耐药的恶性疟疾通过人和传播媒介的迁徙播散了1500英里——抵达印缅交界地区。一旦耐青蒿素的疟疾传播到非洲，将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 第四章 霍乱
霍乱是一种可怕的疾病，它是由饮用被带菌粪便污染过的水引起的。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它束手无策。1960年代，在孟加拉工作的医生和研究人员发现用糖盐水可以补充因为霍乱（以及几乎任何其他腹泻）丢失的体液。口服补液法因此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一位作家在《柳叶刀》上总结说：“作为一种归纳科学，医学的发展被提出假想理论，或者说无用和虚妄的假设原则，以及从少数事实推断出普遍原则或结论这种方法所拖累。”
◆ 第五章 结核
结核病引发了疾病研究的实验室变革，1882年罗伯特·科赫在显微镜下发现的正是导致结核的分枝杆菌。过去人们眼中有着不确定但多种多样病因的消耗性疾病和肺痨，变成了一种确切的由单一因素引发的疾病——结核。
结核是由特定病因结核杆菌引起的这一观点没有很快被广泛接受，它也没有终结传染理论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论。
加上有效治愈结核的抗生素的发现和卡介苗（以1908年研发疫苗的法国生物学家卡尔梅特和介朗的名字而命名）在印第安人中大规模试用取得的积极成效，解决发展中国家结核病问题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卡介苗在法国和比利时殖民地得到了广泛应用，相关结果证明了它的预防作用。1946年，对照试验似乎表明卡介苗在美洲印第安人当中效果很好。不过当卡介苗推广到全球时，预防效果却不尽如人意。1979年，人们公布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临床试验结果，卡介苗在南印度的36万名受试者身上毫无效果。疫苗效果的巨大差别始终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疫苗中的菌株不同、感染过环境中的分枝杆菌、感染率太高、光照影响疫苗效用等等。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之所以继续使用卡介苗是因为希望它会有效，另外很重要的是没有其他的预防措施可用。
因为艾滋病病毒（HIV）会削弱免疫系统，因此成了结核病的完美搭档。HIV阳性的病人更容易感染结核，HIV也使得潜伏结核感染者很容易转成阳性。
就像艾滋病和结核联合一样，多重耐药性结核也被人们忽视了。如今因结核死亡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 第六章 流感
1918年席卷全球的两波流感以及1919年的第三波流感是继鼠疫之后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流行病。过去也曾经有流感流行——最近也最严重的一次在1889—1892年间，但没有一次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感的严重程度相比。这次流感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
引发1918年大流感的病毒人类之前从未见过，直到2005年人们才确定它属于H1N1型流感（H代表血细胞凝聚素，N代表神经氨酸苷酶；这两种都是蛋白）。
现在我们对战胜流感的困难已经有了充分了解，病毒学家和卫生官员不像1918年大流感时一样过度自信，因此流感很难再唤起人们的关注。对许多人来说，流感和普通感冒没有区别。1976年的猪流感和2009年的H1N1型流感都远远没有达到公共卫生官员所预测的严重程度。这都使得人们对严重疫情的担忧产生了松懈。人们不应该如此。
◆ 第七章 艾滋病
艾滋病引起医学界关注两年后，人们就找出了致病的病毒，和其他流行性疾病病原体的发现过程比较起来，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发现鼠疫的病因花了上千年的时间。这都要归功于几十年里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和病毒学取得的进展。
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艾滋病就从一种几乎无药可医的绝症变成了可控的慢性病。
艾滋病不再是一种绝症。奈韦拉平不仅可以治疗HIV感染，还可以防止母婴传播。阻断母婴传播一直是防治艾滋病的难题，而在分娩前给产妇一定剂量的奈韦拉平、婴儿娩出后也马上服用奈韦拉平可以有效阻断母婴传播。在大量应用奈韦拉平的地区，母婴传播感染率大幅下降。不幸的是，直到2002年宪法法院介入前，南非的产前诊所都无法使用奈韦拉平——因为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坚信HIV并不会引发艾滋病。